香港作家罗孚5月2日过世：一个报人、“间谍”和作家

　　北京十年，实际上是北京十一年。从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，我在北京住了十一年之久。

　　这十年，我和一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，有所见，也有所闻，更有一些回忆。所见者少，所闻者多，回忆则最多。选择一些，记录下来，就成了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。

从1982年到1993年，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，这段时间的生活催生了后来的《北京十年》。

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的《我的父亲罗孚：一个报人、“间谍”和作家的故事》于2011年出版，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。

罗孚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留影。

　　香港资深报人、作家罗孚昨天早上在香港的家中病逝，享年93岁。

　　罗孚自去年4月以来再次中风，过去一年来多次出入多间医院。罗孚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副主编及《新晚报》主编。1982年，罗孚从香港回京后，曾被要求不准离开大陆，直至1993年，这11年的经历被写进了散文集《北京十年》，也留下了一团历史疑云。

　　2011年，罗孚的小儿子罗海雷出版了《我的父亲罗孚：一个报人、“间谍”和作家的故事》，对外解释了父亲11年无法回港的原因。

　　5 月1日，《苹果日报》社长董桥退休，仅隔一天，1980年代最早在大陆推介董桥的罗孚辞世。上世纪1980年代末，罗孚以笔名柳苏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写了篇 流传甚广的文章《你一定要读董桥》，董桥散文随之开始在大陆走红。不仅是董桥，罗孚也是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大行其道的推手。1950年代，在罗孚主持 《新晚报》期间，他鼓励当时的同事查良镛(金庸)与陈文统(梁羽生)撰写武侠小说在《新晚报》上连载，并捧红了这两位武侠小说大家。

　　罗孚原名罗承勋，1921年出生，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副总编，并创办《新晚报》、《海光文艺》等，为香港“左派”文阵中的一名重要人物，活跃于文学界、新闻界。1941年抗战时，罗孚投入桂林《大公报》做编辑，后辗转至重庆《大公报》工作。此后被派往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，解放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是《大公报》里唯一直属港澳工委的党员，被委以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工作。

　　作 为儿子的罗海雷并不避讳父亲曾经的“左派”立场，在他看来，父亲曾经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，在写作和组织新闻报道中从来极力宣传党的伟大、正确、光荣，因 此也为“反右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百般辩护，转而猛烈攻击对方，当年的同事比如金庸也成了他的论敌。连罗海雷都认为父亲有时“左气逼人”。 香港左派策划“反英抗暴”斗争，罗孚是前沿领导者之一，他自己都上阵发传单、放假“菠萝(炸弹)”。

　　在中美建交之前，罗孚凭借其在海外文 化、新闻界的人脉，为中美建交做了很多工作。1982年5月，罗孚突被召回北京扣查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，一年之后以“美国间谍”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，但旋 即被假释，可在北京自由活动。直到1993年初才得以返港。此案当年轰动海内外，并在香港新闻界、文坛和“左派”阵营引起很大反响。

　　从1982年到1993年，罗孚住在北京双榆树南里，当时他的名字叫史林安，在一些他写的文章中他又叫“柳苏”。柳是柳宗元，苏是苏东坡，柳被贬在广西，苏被贬在广东，笔名就取这“贬”的意思，说作者被贬到京城来了。

　　2011 年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罗孚的《北京十年》一书，书中罗孚记叙了从1982年到1993年他在北京“滞留”的生活。在《北京十年》里说，“这十年，我和一 个普通的北京居民一样。”罗孚在《北京十年》中从独特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间的复杂曲折，尽管只是局部，只是某个侧面。其中记录最多的是他与文坛前辈的往 来，他写夏衍、聂绀弩、常任侠、杨宪益戴乃迭夫妇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、黄苗子郁风夫妇、丁聪沉峻夫妇、楼适夷、舒芜、范用、萧乾、周而复、启功、黄永玉等 等，以及中共秘密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袁殊。

　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从1987年开始认识罗孚。在陈子善的《罗孚先生和他的》一文中，他 说：“ 自1950年代初开始，罗先生一直活跃于香港报界和文坛，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。这位‘能文之士’蛰居北京十年，仍然 笔耕不辍，成果累累，这些成果从两个方向展开：一是写他熟悉的香港，《香港，香港……》、《香港作家剪影》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就是明证；二是写北京， 贡献了同样脍炙人口的《燕山诗话》和这部《北京十年》。”

　　时过境迁，20余年来，罗孚从来不谈自己的案件，守口如瓶。直到《我的父亲罗 孚：一个报人、“间谍”和作家的故事》一书出版后，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才得以开始浮现出来，但“罗孚间谍案”至今没有官方说法。《我的父亲罗孚》首次从宏 观历史到相关的人、事细节，深入剖析事件发生始末。

　　在《我的父亲罗孚》出版之后，罗孚的儿子罗海雷曾对媒体表示，父亲对事件的来龙去脉， 一直都是不去想，也不去追究，但是对于家人来说，审查时间拖了一年，且最后竟然可以获得“高规格待遇”，由徒刑变成“假释”，是最大的悬念。罗海雷几年前 开始追踪父亲的案件，他从父亲1940年代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始搜集资料、访问，最终在北京找到当年的判决书， 该判决书是在1993年罗孚返港前才“补发”的。

　　罗海雷曾说，从父亲的一生和受到的冤屈中，“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。父亲是在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环境下，从一位文化界人士，肩负起对台统战以及对美统战任务，这是整个时代的产物，也是‘机缘巧合’。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怨气，还是很平静。”

　　在 《我的父亲罗孚》出版后，香港收藏家、罗孚好友许礼平在《苹果日报》的副刊《苹果树下》写了一篇文章《雾里看花说罗孚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许礼平眼中的罗孚 “温文尔雅，谦和谨慎，学养高，城府深，从不疾言厉色，永远微丝细眼，幽默笑谈。概而言之，是一介极具亲和力的书生，不是手无缚鸡之力、迂腐无能的臭老 九，而是很有办法的文人，连些鸡毛蒜皮的琐屑事， 都能处理得好。”

　　许礼平在该文中还说，“罗公自一九八二年滞京以来，二○一一年十一月 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第一次返回《大公报》。《大公报》的地理位置已由轩尼诗道东移至北角，比起从重庆迁来香港，这点距离不算什么，但老人家与《大公报》的 距离却一下子拉近了。对罗公私人感受而言，重返《大公》，意义很不一样，这也许算是非正式平反吧。”